张五常的空间

张五常的空间——腾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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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行为偏好的稳定性?

一个人在饿的时候和在不饿的时候,对一顿饭和一张电影票的偏好次序完全是可以不同的;一个人在火车上被骗子骗过一次,第二次用同样的伎俩他一般不会再上当。作为心理学分支的行为学理论早就知道人的决策会随着情况改变而发生变化。

在行为学中,所谓【行为偏好的稳定性】,绝对不是指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对同一选择集合的偏好次序都一样或者变化很缓慢。在特定情况出现的时候具体偏好次序完全可能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在短时间内发生突变,例如你突然被人打劫捅了一刀之后,你对医疗救助的偏好就会突然大幅度增强。

行为学中所说的偏好的稳定性,是指人自身的状态和所处环境的状态的相关参数都被考虑在内之后,人的行为具有相对稳定的偏好。这里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统计一个人【在一个小时内做出吃饭的行为决策】和【在此之前连续饿肚子的时间】这两个因素,你肯定会发现二者一般有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显然并没有强烈到绝对的程度,因为影响人是否做出吃饭决策的因素不仅仅是饿肚子时间。但行为学假定这是由于我们没有把所有相关的因素都考虑进来。如果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影响其决策的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是否有正在忙于处理的事情、是否是睡觉时间、上顿饭是否吃得太饱、上顿饭吃的东西是否不好消化、是不是食堂没有开门等等。这些相关因素的参数集越恰当越详细,人的行为决策与这个参数集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强。我们当然不可能把一个人自身的状态和所处环境的状态彻底参数化,也不可能对同一个人做两次精确相同的实验(至少他的记忆会有所不同,他可能根据第一次的经验改变第二次的决策,除非我们有办法给他洗脑却不引起其他的变化),但这正如我们做物理实验一样,事实上我们也从来不可能精确重复物理实验的条件,但只要能够把跟试验密切相关的主要因素都找到并参数化,就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可靠的重复试验结果。

深究人类偏好的具体细节,或者深究具体什么试验才能获取人类的某些偏好的属性的具体细节,对于仅仅想要理解行为偏好的原理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必要。理解行为偏好理论,只需要了解一件事:人的行为决策不是完全随机的,一个人某个时刻对当时所面临的选择集的偏好次序,跟这个人自身的状态参数以及他所处的环境状态参数密切相关。

其实根据我们的常识,上述这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行为决策肯定不是完全随机的,甚至包括那些无意识的决策(例如走路的时候先迈出那只脚)。出门走路一般不是布朗运动,上饭店吃饭一般不是随机点菜,到了商场一般不是随机购物,做手术一般不会随机下刀……就算上述过程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至少我们还没有随机地不加区分地对待走路、吃饭、购物、手术等等这些不同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做任何行为决策都是随机的,根据常识稍稍想一想,就应该想象得出这种人基本上没法生存。这就是行为偏好理论里面所谓的“偏好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根本就不是指人的偏好对时间的稳定。

假设描述一个人自身的完整状态参数为i,描述这个人所处环境的完整状态参数是e,而当前所面临的选择集合是C,那么偏好理论假定人的行为决策d(d属于C)是(i,e)的偏好函数:d=P(i,e)(其实当前选择集C也是i,e的函数),所谓的偏好的稳定性就是指d与(i,e)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而不是d对时间t的稳定性(虽然i,e都是t的函数)。由于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得到描述人的状态和环境状态的完整信息(i,e),只能得到关于它的不完全信息(i’,e’)。这样,人的行为决策d(甚至d和C的信息都可能并不完全)跟(i’,e’)之间就至多具有一定的统计相关性。虽然我们只能得到这种统计上的相关性,但这已经表明偏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了。有了这种相对的稳定性,以行为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就可以建立。

我这里所说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表明对人类行为细节的深究是不必要的,这当然很重要,具体的经济理论模型必须建立在这种深入的研究之上。但对于理解行为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知道上面这些就可以了。我这里提到模型事实上并不粗糙,只是太抽象。行为学的实验事实上是试图通过实验得出函数P的具体形式。但即便没有P的具体形式,也可以建立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正如在不知道Hamiltonian具体形式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分析经典力学系统的一般性质一样。这里,Hamilton力学在Hamiltonian未知的情况下,并不是不精确,而是太抽象。

宣扬雷锋精神事实上是唆使每个人比别人更少付出

宣扬雷锋精神,无非是向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传递一个信息:一个伟大的关爱整个社会的人在这个社会中并不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回报。看似如果每个人都关爱整个社会,整个社会似乎会更加美好。于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回报,但这种回报没有针对性。一个人比别人付出更多并不意味着回报也更多。于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只是在名义上鼓励大家都为别人付出,但实际效果却是用雷锋的真实经历去告诉每一个人:比别人更少付出得到的回报却并不少。对我个人来说,不能让雷锋比别人得到更多回报社会是最为恶劣的社会。那些对别人提供了大量服务,自己也跟着赚得盆满钵满的案例,才能真正激励人们更多付出。

另一方面,即便每个人都关爱社会,这个社会也未必就更加美好,只是许多人就是弄不明白『行为动机』跟『行为后果』完全是两回事,非要以为只要人人都有了美好的愿望社会就一定会更加美好。而那种每个人都关爱社会的美好社会,必然要有一个每个人都认同的价值标准,在这个价值标准下才能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关爱社会的。这个标准也就是普世价值观,它试图告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件事情是否对你有好处,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想要它,而取决于这个标准认为你是否应该要它。于是这个价值观就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所有人的主人,任何试图捍卫这个价值观的人,也就具有了无比的正确性,自然也就可以为了捍卫这种宗教信仰无所不为。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偏好序列是数学上的超限序数的序列么?偏好序列真的存在么?

在行为学角度上看,一个人所面临永远只是此人当前所意识到的若干选项中选择。在任何时刻,他所面临的选择都是有限的,人从来不会真的把所有数量的货币都插入自己的偏好序列得到无穷序列之后才做判断。这个无穷序列事实上是我们这些观察者假想出来的一个序列。只要选择集是完整的,那么一个人必然做出选择集之内的选择,于是可以认为一个人在实际实施的行为上无法同时做出自相矛盾的选择(例如即选x又不选x),他在每个时刻所处的状态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假想出这样一个序列:在当事人某个时刻所处状态下,有这样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包含了所有可以做的选择,这个序列事实上并没有真的被当事人在意识中构造出来,但从这个假想序列中任意挑出若干个选择给当事人选,他总是会选择排在最前面的那个。当然,现实情况是他很可能犯错误,甚至可能出现A>B>C>A这种情况,但我们假定这种错误在他意识到之后不会坚持,因为如果他当前面临的选项有且只有ABC的时候他照样必然会做出一个选择,这也就标志了他对ABC的排序。事实上,由于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即便有这个序列,这个序列事实上也是经常处于小规模的变动调整之中的(例如饿了的时候吃饭的选择就会变得更重要)。这种变动当然不是毫无章法的,那样的话经济系统就压根不能存在了。

其次,这个假想之中的偏好序列跟超限序数序列有很大区别。超限序数序列不可数,但这个假想的偏好序列是可数的。超限序数序列的任何单调递降子序列必然是有限的,但偏好序列的单调递降子序列却可以是无限的。偏好序列上可以建立一个单调实函数,让序列中每个元素都唯一对应一个实数并且保持次序,而对于超限序数序列这完全不可能做到。

事实上,作为弱序关系偏好,其性质至少在数学上应该是比实数效用更简单更基本的,虽然以此出发建立经济学理论基础会比较繁琐。

(正和)一种全新税制:财富税

(我说:我刚刚看到正和兄的这个帖子,直觉上就觉得正和兄这个税制是一种更加自由的社会制度的基石。在这种社会制度中,责任和权利被良好界定,效率和公平的争论可以休止。只是需要找到一个从实际的制度出发进入这种状态的Pareto改进过程,而在这一点上我似乎看不到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

正和回答:是的,自由极大化了,连交多少税都是自由选择的,但受到别人的自由的限制(不再是抽像的“以别人的自由为限”,而是“法定收购权”这样的具体权利)而不是政府的干涉。
我觉得岛国和城邦有实行新税制的最小切换成本。)

一种全新税制:财富税

正和 2009-2-5

现行税收制度令人不满意之处颇多。市场交易中大于零的边际税负导致社会福利的哈勃格(Harberger)三角损失以及进一步的塔洛克(Tullock)方块损失;征税部门与纳税人之间为监管与反监管而付出的成本,更是巨大的制度费用;一些经济学家向往没有福利损失的人头税制度,但个人负担能力的巨大差异却令其根本不可行,持社会公平理念的人也不同意人头税;至于个人所得税应以个人还是家庭为单位征收,应就全部收入征税还是允许抵扣消费支出,应否累进,起征点和级距是否应随通胀自动调整,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有现行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规模征地时的“钉子户”问题,众口难辩;还有关税、出口退税导致的走私、骗取退税问题;如此等等,难以尽数。

本文提出一种全新的税收制度,有可能解决上述全部问题,这就是“财富税”,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税 ”。财富税是对登记的财产按所有权人自行确定的登记价值每年征收一个定率税;登记价值乘以法定的保护系数得到“保护价格”,他人有权以保护价格依法强制收购该登记的财产。财富税制度就是以财富税作为主要税种,不再征收流转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等传统税种,与这些税种相关联的问题自动消失,只需考虑财富税本身的问题。

低于保护价格收购登记财产,交易条件需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可称为“协定收购”;以保护价格收购登记财产,不需所有权人同意,交易条件依法确定,可称为“法定收购”。法定收购的存在是财富税区别于财产税的关键。

需要登记的财产分三类:动产(主要是需要在公共的道路、水域、空域上使用的运输工具)、不动产(即房产、地产、水域、矿产等)、无形财产(商标、商号、版权、专利等)。无需在公共空间使用的动产不需登记,如只在私人不动产内部使用的器具(经过公共空间时必须用登记的运输工具运载)。为了提高效率,一些需要在公共空间使用的动产可以豁免登记,如非营运的非机动车。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财产必须登记?自己身上穿戴的衣饰,你可以有效声称是自己的财产;置放在自己房、车里的物品,也可有效声称是自己的财产;但房和车本身呢?声称一所房子、一辆车子是你的财产,如何对抗另一个人同样的声称呢?在古代熟人社会里邻居可以作证,但在人口流动极大的生人社会,邻居可能与你素不相识,或者想要谋取你的财产,怎么办?这就需要有公信力和强制力的政府来登记你的财产,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无形财产如商标、专利,则更是需要政府提供登记与保护,才能专为你所支配,制止他人侵犯。

本文任意地规定财富税率为2%,保护系数分别为动产1.0,不动产2.0,商标、商号3.0,版权5.0,专利10.0。动产因信息不对称,通常对于所有者更有价值,如二手汽车,保护系数1.0足矣。不动产则涉及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配置效率,对不同人价值差异较大且正负不定,无形财产则更甚,所以需要更大保护系数。换一个角度看,大的保护系数是在支持该类财产的创造,比如在专利价值难以明确时,如需要交纳太高的财富税,可能会降低专利的申请意愿。

虽然上述规定在数学上完全等价于另一套规定:登记价值即保护价格,并对不同种类财富设定不同税率。但设置大于等于1.0的保护系数和统一的税率,财产所有权人在心理上感觉受到了更大保护,也利于记忆和宣传。

财富税征收方式可规定为:从财产登记之日或变更登记之日起满一年时,必须按登记价值完税;如未满一年时变更登记,则按原登记价值和两次登记之间实际经历天数完税;完税后按最新登记价值重新开始计税;两次变更登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周。

法定收购方式可规定为:收购者到财产管理部门登记并自主决定缴纳不低于保护价格的法定比例(如1%)作为手续费;一周之内有多个收购登记的,以缴纳手续费最高者为有效登记者。管理部门应退还无效登记者缴纳的手续费,并通知所有权人收购事项。所有权人如拒绝交易,则应向有效登记者双倍赔偿手续费;如接受交易,则应在法定的期限内完成交易并变更登记,登记价值由新的所有权人自行确定;在交易进行中原所有权人不得实施损害目标财产价值的行为。

法定收购的手续费是必需的制度设计,用于防止所有权人通过内部人以法定收购方式无代价地对抗外部人的法定收购,达到逃税目的。在潜在外部收购人的压力下,不能有效应用登记财产的所有权人就不得不提高登记价值并承受对其不利的税负,这将促使资源转移到使用效率较高的人手中;同时也防止了所有权人以过低的登记价值避税。

“ 买卖不破租赁”原则适用于协定收购但不适用于法定收购,以防止所有权人以长期租约掏空财产价值从而对抗法定收购,达到逃税目的。无形财产的许可视为一种租赁形式。原所有权人接到法定收购通知后应在法定的交易完成期限(该期限已考虑了必要的善后时间)内依法解除标的财产上设置的租用、许可、担保等第三方权利并负责善后,包括对第三方权利人的违约赔偿;其上的担保可转为由出售方取得的收购价款提供的保证金担保。

当属于同一所有权人的物理上毗邻的多宗不动产存在明显的协同价值时,为防止对其部分进行法定收购而破坏协同价值,所有权人可以对其进行捆绑登记,法定收购者需对捆绑的不动产全部收购。当然,所有权人有权解除捆绑登记。

如此设计的财富税具有众多优点:

1、税收监管与反监管的制度费用消失
潜在的法定收购迫使财产所有权人在市场的监督下自觉地登记其真实的财富价值,税务部门不再需要维持支庞大的征稽队伍,也不需要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更不需对某些经营主体实行定额税以致出现税收流失。许多企业可以省却为报税而进行的审计和为避税而进行的许多非生产性活动。

2、市场交易不再因税收而产生福利损失
财产登记后,并无必要随着每笔市场交易而变更其登记价值,因为绝大多数交易对财产价值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商场卖出一台电视机,对商场物业财富价值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财产登记价值不作变更,税负就不变,于是电视机交易的边际税负为零。同理,市场中绝大多数交易的边际税负也都为零,税收导致的福利损失不再发生。仅当某些全局的变化导致收入预期永久改变,财富价值才会显著改变,为了保卫财富所有权才需要变更登记,但这改变不是边际性的,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3、具有累进性质、促进公平却不会降低效率
总体上,收入越高的人,私人财富就越多,登记财富比例也越高,最终的税负也越高。但由于前述原因,这种累进基本不具有边际效应,所以不会降低经济效率。即使一个富人不购置任何登记财产,但只要他享受富人的高生活水准,就必须租用别人的高价值的登记财产,否则他就只能活得像个穷人。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财富税是避不开的。而在原来的个税分类征管体制下,工薪阶层收入来源单一,难以避税;而富有阶层收入来源多样化,税负反而较轻。因此财富税将促进税收公平。

4、“钉子户”不再存在
“钉子户”有一万个理由把自己的财产说得价值连城,外人无从评判是非。但在财富税制度下,一切以税为凭,法定收购是最后的杀手锏,不再有道德上的是是非非。土地可以放心地私有化,而不必担心私有化之后征地难的问题。

5、税收总额可能不减反增
在新税制下,经济活动的效益,大部分将体现为各种财产的租值,租值折现就是财富值。例如,可口可乐的公司价值,很大部分体现为其商标的租值,可转化为商标的财富价值。对财富征税,等效于对所得征税,但没有边际影响。假定一宗物业的税前租金收益是5万元/年,按5%折现,财富值是100万元,按2%/年交财富税,就是2万元/年,相当于所得税率为40%;当然,由于不动产保护系数为2.0,业主可能只登记略高于一半的市值,即使如此,也相当于所得税率20%。现实中个人之间的物业出租是很难监管的,法定的20%租金所得税基本上收不到;改征财富税后,业主会在市场监督下自觉纳税,税源大大扩展。

如果土地所有权及于地下,则矿产不必单独登记。地下发现矿产,市场决定的地价飞升,所有权人交纳的财富税必须上升才能保住地产,资源税自在其中,不需要费力去制定各种资源税率了。

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一个年薪10万元的公民,以10倍年收入的价格即100万元购买住房,登记价值60万元,交纳财富税1.2万元/年,与其在原税制下的个人所得税额相当。而且,原税制下,个人千方百计地避税,比如虚立人头、假借账户、报销冲账、坐支现金、实物支薪等,实际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可能远少于此数字。

再以公司税为例,不少中小企业隐瞒营业收入达到惊人的地步,逃掉了大部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除了为逃税而支出可观的直接成本,灰色经济行为还导致中小企业不愿长大、难以长大,由此产生更大经济效率损失。

实行财富税制度,以上问题自动消失;同时还附带解决了地下经济无法征税的问题,因为地下经济也要使用各种登记财产,提高财产租值和财富税。

即使税收总额有所减少,但征税的成本也会减少,相抵之后可能就不明显了。

有理由期待,把全民财富蛋糕做大的影响将远远超过综合税率下降的影响,从而税收的总量反而会增加。

6、政府追求税收最大化对全社会有利
政府最大化财富税收入,等价于最大化私人财富价值,一切妨碍财产租值增加的制度,都更容易被改革掉,如土地私有化问题、“小产权房”问题、交易限制问题、产权年限问题等。让各种产权变得充分、完整、永久,可以让全民财富一夜之间暴涨,从而导致税收增长,公私均受益。地方政府则只能通过市政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改善来提升本地的财富价值而获得税收的提升。

当然,财富税制度下也不能只有财富税一个税种,仍然需要一些辅助税种。首选的辅助税种是庇古(Pigou)税,目的是将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内部化,如排污税、燃油税。其次是铸币税,以财富为锚,可以建立一种新的货币发行制度:根据经济的长期年增长率立法规定政府财富税收入的年增长率,比如为3%。如果不足3%,意味着可能发生了通缩,可通过发钞(即铸币税)来补足;如果超过3%,意味着可能发生了通胀,则应回笼相应货币。算是一种以实物为锚的货币制度。由于财富税收入与登记的财富价值成比例,所以具体操作中可以登记的财富总价值为锚;使用联网电子登记,可实时获得登记的财富总价值。

新税制下,社会保障制度也应当进行彻底改革。用无边际影响的财富税收入向全民(无需资格审查)定期发放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福利红包,直接划拨到个人账户即可;相应地取消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住房、教育、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并取消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费,减少这方面的管理成本。公民用自由支配的福利红包自行购买各种商业保险,这将构成比弗里德曼倡导的“负所得税”更有效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方式,因为负所得税存在边际效应。在新的税收制度和社保制度下,政府的规模和和行政成本大为缩小,政府与市场的利益更加一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将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可以预期。

由于财富税能优化财产配置,提升财富价值,所以应当以创造性的眼光来发现财富并开辟税源。比如将无线电波频段私有化,作为无形财产登记,其财富价值通过市场持续优化,将比由政府拍租更有效率。

财富税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人头税,只不过这里的“人头”根据财富多寡有大小之分、直接间接之分,但都是自愿选择的,所以具有人头税的优点而无人头税的缺点。

新税制及其配套的货币制度、社保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从现行制度到新制度的过渡,其最大“缺点”或许就是它实在太好了,好得几乎没有寻租空间,因而不能被既得利益者采纳。

Q:登记财产在在总财产中的比例,基数够不够?
A:财富是逐年累积的,2007年美国的私人财产是GDP的5.3倍,其中当然有相当比例是金融资产,但追究下去会对应到各种实体资产,其中最主要的应是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财产挂上了钩,公司的财产最主要的也是登记财产,虽然在现税制下,商标、专利价值并不体现在会计账面上(外购的除外)。企业花的广告费,在现体系下是花掉了,但在新税制下,增加的是商标的价值。所以我估计只要实行新税制,登记财富会大大增加,达到GDP的10倍以上。我们知道,流动资产(如货物)的市场竞争通常是很强的,并不能创造多少租值,企业在流动资产上的加价,其实大多是其它资产(不动产、商誉等登记财产)的租值转移。现在看起来以流动资产为主的企业,在新体制下,财富会被挤出来。

Q:富人登记财产的比重是不是远小于中产阶级?
A:富人直接登记的财产,绝对值应当高于而比例则可能小于中产阶级的,但其持有的金融资产间接地对应于登记财产,最终比例应当高于中产阶级,所以文中才有“人头有大小之分、直接间接之分”一说。

Q: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时怎么处理?
A:可以变更登记,如果其认为保护系数够高,一般情况下也不用变更登记。由于新的货币制度以登记财富总量为锚,具有反向熨平波动的能力,所以资产价格会比现行体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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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后来的一个补充:
财富税还有一个很大优点:自动对抗经济周期。
经济萧条时,所有人通过减少登记价值自己给自己减税,用不着政府出头来减税刺激经济;
经济高涨时,市场迫使所有人提高登记价值,自己给自己加税,也用不着政府出头加税“降温”。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由论坛发言整理,有点乱)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我们今天的发展速度一丝一毫都不值得吹嘘。历史上的秦国,一战后二战前的德国,在其强硬的计划体制下,按照现在的标准,其增长速度都高达每年百分之20-30,短短20-30年都成长为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前苏联仅仅三四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能够凭一国之力跟整个北约军事抗衡。而我们至今已经建国60年,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发展得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一旦开放了市场,外来的投资和知识必将像洪水一样涌入中国,导致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让不明就里的一大批人误以为我们的制度很优越。如果我们的制度真的那么优越,改革开放这些年的发展速度理应明显高于我们目前的水平。秦国德国苏联这样的国家,在已经成为强国的情况下仍然维持高速增长若干年,而我们在落后状态借助这种后发优势开放了经济,发展速度也不过尔尔。

必须说明,我从来不希望中国成为秦国、德国、苏联这样的国家。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几乎所有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果沿着原来的路一直走下去,基本上都会在强大之后以各种方式迅速走向灭亡,我希望我们最终能够做出改变摆脱这种宿命。但目前事实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我们目前借助后发优势所取得的发展速度却一点都算不上快速。我这里还没有提到我们目前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如果把这些我们将来必然为之买单的破坏都算进来,我们今天的发展速度更加不值一提。

记得过去一提到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普遍落后,就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这显然是胡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根本无权限制大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跟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只不过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自我封锁。我们刚刚改革开放,发达国家的企业不都纷纷跑过来了么?难道人家也都跟着中国一块儿改革开放了么?现在还有很多人说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进行封锁,只让我们生产产品,却不给我们技术,而事实上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管制的技术,这些技术大都可以自由买卖。但所有高新技术都很贵,我们买不起那些技术,就说人家对我们技术封锁,这实在是很无聊。这些技术并没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抬价,在人家国内交易这些技术照样很昂贵。更何况鉴于我们目前的知识产权现状,我们在没花钱的情况下倒是用了不少别人的技术,某些人似乎是沿着这个思路,认为人家就应该免费把技术随着生产线一起提供给我们。

集权制度在发展阶段最大的“好处”是特别强有力地镇压了所有暴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集权制度所独有的特点,因为许多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很好的管理了暴力,非洲一些国家没有管理好暴力的根本原因我不了解,但不能因此认为只有集权制度下暴力才能得到良好管理。

印度人的口号是: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民主国家。他们知道自己的发展速度没我们快,他们暗指我们的速度优势是因为集权制度。当然我觉得这也很可笑,因为印度人只好意思跟今天的中国比,不敢跟战后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台湾这样的地方比。

我们打了集权制度这种有长期副作用的兴奋剂,我认为如果玩得好本可以有更强烈的短期效果,但我们玩得并不很好,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不值得吹嘘”的含义。不过多亏我们没有把集权的优势榨干净,如果真的榨干净了,那么所需的精神统治很有可能让我们走上暴亡之路。但我担心的是即便是现在这种貌似一切OK的发展势头,也会让太多人以为一切真的OK,从而不思改变。

声明,我不是愤青,反对暴力清算,我的话只是为了澄清事实。我认为只有和平改良的方式才是有前途的。如果有人从我的观点中得出结论说应该暴力清算政府,那么我对这种人的智力表示遗憾。

关于经济学的基础,以及经常引起误解的“理性人”概念

太多人对经济学中理性人概念都有严重误解。理性的人并不是日常意义上“讲道理”或者“脑子清醒”的人。

1.人每次面临选择(小到可以到包括走路先迈哪只脚的选择)都按照自己的偏好做出行动决策。
2.人对不同选择的偏好相对稳定,就算神经病人或无意识状态下的行动决策也都不会是完全随机的。

据我所知,只要是个活人,就满足上述两条,而上述两条对于建立经济学中理性的人概念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反对,请给出实例,当然必须是活人。至于一个人的某种偏好是否是日常意义上“理性的”(例如是否喜欢吃有毒害的食物),或者说这个人在按照自己的偏好做出决策的时候自己是否是有意的(例如迈步先迈那只脚这种选择),跟经济学中的“理性”都没有关系。经济学中所谓的理性就是指一个人有相对稳定的偏好倾向。

由于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货币和市场之类的概念,因此很容易让外行认为“经济人”就是追求货币效用的人。偏好理论在我看来甚至描述了全部生命的一种普遍行为模式,事实上就是常说的趋利避害,这是所有生命的共性,而且所有生命的这种行为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这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存在交换的情况下向假想的偏好序列中插入货币,货币效用才得以从偏好序列中出现,之后就变成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范围。

在经济学刚刚创立的时候,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可能有今天这么清晰的认识,就好像微积分的建立初期,极限理论并未建立,所有人对切线、导数、收敛性之类的概念都全凭直觉理解,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难题。但既然理论已经被成功应用在不同的领域了,那么一般来理论基础的中的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就应该是迟早可以澄清并解决的。

生命的价格(由我在论坛上的发言集中而来,有些结构混乱)

鼓吹生命无价的,都认为生命的价值是有客观标准的。但任何所谓的客观价值,从来都是胡扯。

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通常,只有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才是无价的,只有自己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对自己来说,通常都是有价的。没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做到无论花多少代价都要去拯救别人的生命。能够不惜代价拯救别人的少数人之中,绝大部分也仅仅能够对自己的爱人或亲人才能做到,并不能对随便那个陌生人都做到。即便你真的伟大到了愿意不惜任何代价甚至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任何一个生命,你也面临着到底优先救谁的问题。

类似生命无价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谁都会说,但这只是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

还有些人认为生命对自己也是有价(注意,这里的价是指有市场存在的情况下的货币效用,不要误解)的,根据就是我们自己会为了钱取做有死亡风险的事情。

我认为通过对风险来计算生命对自己的价值是不合适的。举个例子,给我一万块钱,我可以做一件死亡风险万分之一的事情,这不等于给我一亿块钱,我就愿意做死亡率百分之百的事情。所以一亿这个数目是根据我在死亡风险很低的时候的一个切线算出来的,是个关于死亡风险的边际量,并不是我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真正衡量。想要衡量我的生命对我的价值,只有找到我愿意与之交换的东西,才能确定。但通过切线算出来的生命价值,却可以在社会保障等体系中确定一些补偿标准,但这个标准显然并不是自己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衡量,但可能可以算作是生命的市场价。

另外价值的确定必须指定对象,我的生命对我自己的价值,必须用我认为可以与之交换的东西来衡量。事实上,并不是不存在我愿意以生命进行交换的东西,但却不是任意有限货币。

作为一种序的偏好,是如何转化为线性可加的货币效用的呢?当一个人面临物品货币之间的选择时,也就把不同数量的货币插入到偏好序列之中了,在货币可以自由流通交换的市场中,货币的效用由于市场的存在而不得不跟市场中商品的数量在很大范围内成近似线性关系,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线性可加的数量。也就是说,货币效用的近似线性可加性,是由于货币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的存在而出现的,只能作为偏好序列的导出物。如果在市场存在的前提下引入以货币衡量的效用,那么某些选择在这种效用定义下是无价的,因为它没有排列在任意有限货币的范围之内。但两个无价(无法用有限货币效用衡量)的选择之间有些可以相对定价,有些情况下两种无价选择之间的差异是有价(可以用有限货币效用衡量)的。

例如,在偏好关系上,我可能把我老婆的生命排列在我的生命之前,而我的生命排列在任意有限货币之前,那么我和我老婆的生命的价格对我来说显然不是有限货币能够衡量的,但我仍然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取我老婆的生命。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的生命对我个人的意义超越任意有限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是无价的,但确实存在我愿意与之交换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价的,但这两个“价”,含义并不相同。

有些人本来就认为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有价,有些人还会主动自杀。排除前面这些人,赏金勇夫拿赏金的目的很可能是在市场上换取其他一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东西在市场上是有价的,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很可能是无价的。例如,我孩子快病死了,需要大量的钱治他的病,而他的生命对我来说跟我的一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那么我可能会做赏金勇夫。在战争时期也我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为了一块馒头而做赏金勇夫。所有这些情况,所涉及到的都是各种无价选择之间的排序,参与排序的每一种选择的效用都不能用有限货币衡量,只不过达到选择目的所需的东西在市场上可能是有价的。例如医疗服务是有市场价的,但却能够救我儿子的生命,which is invaluable for me。

如果完全不引入市场,也就无法采用货币形式的效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可以引入一个作用在偏好序列上的单调实函数,任何一个偏好选择都对应一个实数效用,那么这种效用定义下,无论什么选择都是有价的,但这个“价”自然是指这种特定的效用定义下的效用。但在这种效用定义下,任意数量的货币的效用就都有了上限,也就是有限效用却可以对应了无限货币。只不过这样定义出来的效用,完全不具备线性可加的特性,定义了这样的函数也不会比偏好序列本身多出什么内容,不同的效用之间只能比较大小,不能进行加减。所以我们说生命对自己是否有价,应该把讨论仅限于线性的货币效用,而不是任意的效用函数。

我可以给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解释我的所有选择,还跟所谓的“生命无价”相容(当然是在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意义上),也不会跟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相悖,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会冒险,能够说明为什么不能为了拯救某个的生命而花费任意数量的货币资本。但这个模型必须在行为偏好和心理学深入下去才能说清楚,很难用很少的文字写清楚,现在只能说说思路:
--钻石是物品,但自己的生命却不是。偏好理论的偏好序列中所放置的是一个人面临的各种“选择”而不是“物品”,物品本身不能被直接插入偏好序列,只有把物品包装为“得到该物品”、“失去该物品”、“以一半概率损失该物品”等诸如此类的选择之后,才能把这些选择插入偏好序列。只有在不引起歧义的时候,才可以简化地说某人对某物品的偏好。由偏好通过市场诱导出一个物品的货币效用之后,“得到该物品”的效用一旦被确定,那么“以各种概率得到或失去该物品”、“得到或失去不同数量的该物品”所对应的一系列不同选择的期望效用就都被大致上·线·性·地确定了,此时独立于这些选择而谈论这个“物品本身的效用”才有实际意义,这当然是由于这个大致成立的“线性”。但如果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物品”对待,就会发现这个“物品”放在不同死亡风险的选择中,其效用的变化很剧烈,此时独立于具体的选择直接谈论生命这个“物品”的效用就失去意义了。换句话说,把自己的生命直接当作钻石一样的物品是不妥的。
--除此之外,我的模型中还涉及到一个人对死亡风险差别的主观判断。给定两个不同的死亡风险,这两个死亡风险在主观上是否有显著差异,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函数,只有两个有差别的死亡风险在主观上被认为有显著差异,一个人才会真的区别对待两种选择。
--虽然我认为自己的生命无价,但并不意味着无价的东西之间就没有办法比较了。在偏好序列中,排列在所有有限货币的选择之前的选择都是无价的,但它们之间仍然可以有优先次序,不但如此,其中某些选择之间的差别是可以用有限货币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无价和无价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可能是有价的。而且无价的东西有时候可以用其他无价的东西相对定价。